但对于世行《营商环境报告》所采用测评方法国内目前尚未见到有深入透彻的考察分析。北京睿库经过对其中跨境贸易二级指标的深入研究认为:从方法论角度看,世行的测评存在若干明显的缺陷,希望在这里提出来和专业人士讨论。(注:想了解关于世行《营商环境报告》的历史沿革和具体的评测方法,请点击阅读平说关事2018年初发表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介绍及评议》)
任何一个熟悉国际贸易的专业人士都清楚,同样的一批货物,以海运、空运、陆路运输方式完成进出口通关及口岸作业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可谓天差地别,真正有意义的对比必须基于科学分类。但世行的测评没有这么做,而把海陆空不同运输方式简单混杂在一起进行比较,类似于让男女老少一帮人赛跑,最后公布谁快谁慢。
图1 不同运输方式在190个经济体排名中的分布
表1跨境贸易排名前30位的运输方式设定情况
排名结果可想而知,纯海运设定经济体(蓝色)的排名明显靠后,纯陆运设定经济体(黄色)的排名明显靠前,以致跨境贸易排名前30位的经济体中有24个为纯陆运方式。
如果按照世行原始数据做一下分类处理,在109个纯海运经济体的对比中,中国大陆2019年报告排名为第20位,而放到190个经济体的混合运输方式排名中,中国排到第65位,不合理之处一览无余。
《营商环境报告》的基础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数据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应用颇为广泛。但这一方法的采用需要根据调查内容满足相应的前提条件,譬如某机构希望以问卷调查方式了解某个心血管新药的疗效和副作用,必须通过具有心血管治疗实践的医生来完成答卷。而世行《营商环境报告》所包含的跨境贸易营商环境的考察牵涉到国际贸易买卖、国际海运、码头装卸、口岸存储、陆路运输、集装箱的使用、归还及各经济体对进出口实施行政管理的边境机构(如海关、检疫)等十多个不同类型的机构、三十多个通关作业环节、十多种通关单据以及数十项不同的费用,整个过程十分复杂,须由各相关领域一定数量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共同参与方能获得较为准确可靠的数据。
遗憾的是:世行报告对参与答卷的人数及专业经验和知识没有设定具体要求。表2为参与中国及其他六个经济体跨境贸易指标项近七年的答卷人数:
表2 近七年《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答卷人数
注:对于每一年度的《营商环境报告》,其问卷调查和报告的发布是在前一年进行,例如:《营商环境报告(2019)》的问卷调查是在2018年上半年进行,报告在2018年10月31日发布。
除了参与答卷人少,更为严重的是答卷人的专业能力。2018版报告之前中国参与跨境贸易部分的答卷人几乎没有来自实际从事国际贸易或者货代、码头作业、代理报关行的专业人员。在缺乏一线实操经验的情况下,答卷人只能凭粗略的估计提供答案,导致报告结论严重偏离实际,大大降低了报告的可信服度。
对此缺陷,世行自己也心知肚明,为此,从2018年开始,世行通过不同渠道进行动员,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参与答卷,睿库也积极参与其中,使得中国的答卷人情况发生显著变化,但其他国家的答卷情况一如既往,整体失真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直接影响了最终排名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以及贸易便利化的推进,各国通关时间不断缩短、通关成本随着物价上涨逐年提高应当是一个可以预见、较为正常的情况,但世行报告的相关数值在过去五年间变化甚少,夸张一点说,几乎是纹丝不动。
表3 中国近三年《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指标数据
注:数据来自于各年度《营商环境报告》
表4 部分经济体近四年跨境贸易得分的变化
注:数据来自各年度《营商环境报告》
究其原因,一是专业问题超过了答卷人的能力范围,二是问卷调查提供了一个“懒办法”,那就是以上一年的数据为默认数值,如果认为没有变化的,就是老数值,如认为有变化的,则改写数值并提供数值变化的具体理由和内容,对非专业人士而言,选择默认数值省心省力,即便是专业人士,提供准确答题没有任何激励,又何苦自找麻烦?
实际发生的变化不能得到客观准确的反映,测评和比较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当然,有关中国的数据,2019版报告当中得到极大改善,其原因是在2018年上海、北京、天津众多专业人士参与答卷,提高了有关中国部分的数据准确性,但仅仅只是中国一个国家提供准确数据,并不能改变整体测评比较的偏差和排名失真。
世行有关跨境贸易部分的调查问卷,主要集中在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及口岸作业中耗时和费用,分别使用了出口单证合规耗时、出口边境合规耗时、出口单证合规成本、出口边境合规成本、进口单证合规耗时、进口边境合规耗时、进口单证合规成本、进口边境合规成本八个指标。但是对于这些指标的界定十分模糊,导致不同的答卷人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
以“进口单证合规耗时”为例,世行对其定义是“准备和获取海关及其他监管机构在进口所要求递交单证的耗时”。那么,在向中国海关进行进口申报时,需要提交的合同、商业发票、装箱单、提单等单证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国外发货人提供的,对应这些单证所谓的“准备与获取的耗时”应当怎么计算呢?难道要计算发货人从国外寄出到收货人收到单证之间的耗时,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些单证的邮寄耗时显然跟对应货物的跨境贸易时间及成本毫不相干。
另外一个例子:问卷中提到边境合规成本应当包括“terminal handling charges”,但是这个费用究竟是指船公司收取的“码头操作费(THC)”,还是指码头运营人收取的“港口作业费用”,世行并没有说明。如果指的是船公司收取的“码头操作费(THC)”,那么又带来一个问题,船公司收取的这项费用算不算运价的一部分?如果是运价的一部分,就不应列入到世行边境合规的考察范围?如果不算运价,为什么很多船公司/开出的发票又是国际运费段的发票?
诸如上述情况,在世行的问卷中还有不少,直接影响测评数据口径的统一和准确性,降低了报告质量。
第一 客观理性看待排名
看到世行的评分和排名存在的失真,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在把它当做一个积极的参考的同时,不要被牵着鼻子走。
第二 就测评方法与世行进行沟通
世行曾多次对《营商环境报告》的方法论进行修改,针对跨境贸易部分的重大修改发生在2016版报告,因此对于合理的意见和建议,相信世行不会排斥。政府相关机构应该召集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对测评方法中不合理、不明晰的地方提出解决方案,让测评和排名更加公平,也让问卷更加易于回答,并通过适当渠道和世行进行商洽讨论,为世行报告测评方法的科学合理作出中国的贡献。
第三 创建中国自己的测评方法并开展独立的评测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经济体对世行的这个评分和排名提出了质疑,甚至有很多经济体已经自行开展口岸营商环境测评(比如巴西)。我们认为中国拥有众多的外贸口岸,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中中国占据一半以上,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相关的监管部门也有着充足的执法经验,完全可以共同努力开发出一套更加完善的测评方法。
第四 关注成本与耗时以外的内容
世行《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部分仅仅从成本和耗时两个角度进行了考察,但是一个口岸的营商环境不应当仅仅只靠这两点作出评价,这就好比将一家高档饭店和一家路边大排档进行比较,高档饭店的菜价、上菜速度可能均不占优势,但你能说高档饭店就比大排档差吗?我们是否还应当关注一下用餐环境、服务态度?我想对于一个口岸来讲,同样如此,市场竞争下形成的价格不应当进行干预,是否提前申报也应该留给企业去选择,营商环境的好和不好应该留给实际从事跨境贸易的主体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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